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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一九七〇年九月三十号下午，王建新穿着笔挺的四个兜干部服，站在宿舍外面的镜子前，把军帽戴正。帽徽在阳光下闪了一下，他眯了眯眼，又整了整领口，把衣服下摆抻平。

    刘卫东靠在门口，上下打量他：“队长，你这一身精神。”

    “还行。”王建新把武装带紧了紧。

    郭大江从床上站起来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到了人民大会堂，别紧张。”

    “我紧张什么？”王建新笑了笑，“又不是上手术台。”

    下午三点多，他乘坐大客车从学校出发。车上坐着各种人——英模代表、劳模代表、工农兵代表，每个人胸前都别着一朵大红花，红绸子下面垂着金色的穗子。有人穿着军装，有人穿着工装，有人穿着中山装，有人穿着少数民族的服装。大家谁也不认识谁，但都互相点头打招呼。

    到达人民大会堂时，天色还亮着。

    王建新下了车，站在台阶下面，抬头看了一眼。人民大会堂比他想象的大，比他想象的壮观。浅黄色的大柱子，一人合抱不过来，一排排地立在那里，像卫兵一样。玻璃窗擦得锃亮，映着天边的晚霞。

    他沿着红地毯拾阶而上，脚下是厚实的红地毯，踩上去没有一点声音，软绵绵的，像踩在草地上。地毯从台阶一直铺到大门里面，望不到头。门是铜的，又高又宽，擦得锃亮，能照见人影。

    人民大会堂的大门敞开着，里面灯火通明。

    金色的大厅里，上百张桌子整齐排列，桌面上铺着白色桌布，桌布垂到地上，一尘不染。每张桌上摆着碗碟酒杯，碗碟是白瓷的，印着金色的花纹；酒杯是玻璃的，擦得透亮。头顶上的吊灯像倒挂的金色花篮，水晶珠子一串一串的，灯光一照，满屋子都是光点。

    王建新被安排在前排靠边的位置。他坐下来，把帽子放在桌角，正了正胸前的红花。旁边是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工人，脸黑红黑红的，手上全是老茧，指甲缝里还嵌着黑色的油泥。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工装，胸前的红花格外显眼。

    “小伙子，你是哪个部队的？”老工人主动搭话，声音沙哑，但中气十足。

    “达茂旗边防团的。您呢？”

    “首钢的。”老工人伸出一双布满老茧的手，在王建新面前晃了晃，“炼了一辈子钢。这辈子值了。”他说“值了”两个字的时候，声音有点发颤，眼睛里闪着光。

    王建新看着那双手，没说话。那是炼钢工人的手，被炉火烤过，被钢水烫过，被铁钳磨过。骨节粗大，皮肤粗糙，但有力。

    六点左右，宴会厅突然安静了。

    大领导们穿着深色中山装，步伐稳健地走进宴会厅，身旁跟着其他领导人。他们从大厅正门走进来，沿着主通道往前走，一边走一边向两侧挥手。全场的人都站了起来，掌声从门口一直响到最里面。

    招待会开始后，领导起身讲话。他的声音不高，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，在大厅里回荡。

    “同志们、朋友们……”

    宴会持续了两个多小时。菜一道一道地上，有热菜有凉菜，有中餐有西餐。王建新没怎么动筷子，光顾着看了。他旁边的老工人倒是吃得很香，一边吃一边念叨：“这红烧肉做得好，比我们厂食堂强多了。”

    结束时，王建新走出人民大会堂。

    十月的夜风凉飕飕的，吹在脸上很舒服。他站在台阶上，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灯火通明的大会堂，又看了看面前的长安街。街上车不多，路灯亮着，远处的天安门城楼在灯光下轮廓分明。

    他深吸了一口气，在台阶上站了好一会儿。

    这辈子，值了。

    王建新回到宿舍，一推门，屋里五个人全在。刘卫东第一个扑上来：“怎么样？怎么样？里面啥样？”

    “是不是特别大？”陈志远问。

    “领导讲话了没有？”李建国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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